在此之前，大多朝代的政治犯和思想罪多是被滅門九族，或砍頭於郊野，或屠戮於階前。縱使事後沉冤得白，也已鑄成無可挽回之悲劇。儘管東坡只是一位「被流放」的刑餘之人，萬里投荒、步履蹣跚，然而他的一小步卻走出了「文官無死罪」的政治由野蠻而逐漸文明的一大步。
書生本色的功業當然更多的還是在詩文書畫、道德文章裡。僅就卓然立於世界藝術之林的中國繪畫而言，東坡以前的中國畫是青綠與水墨並重，工筆與寫意同輝，極致的工筆與愜暢的寫意二水分流、雙峰並峙，同時又一而二、二而一地對立統一在一起。前朝雖有王維等提倡渲淡一路，但直至以東坡為首的「宋四家」才確立了「逸筆草草，不求形似」的中國審美不二標準，確立了中國式「形神論」的頑固美學。這難道不又是一個「扳道工」的「豐功偉業」嗎？林林總總，殊難盡述。
不少人是愛其才而愛其人，更多的人是愛其人而不一定盡知其才。甚至連政見不同的皇帝和大臣中也有人生出「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的想法。那麼東坡是有什麼樣的魔力使人們無分敵友，一律既愛其才又愛其人呢？傳銘認為，除了天才熠熠閃耀的光華，便是充盈其一生的道德力量。他揮動如椽之筆，如同「兒戲」一般出沒於詩文辭賦之間，能狂妄怪癖，也能正經補史；能戲謔玩笑，也能鄭重莊嚴；能享受飲宴歌舞、江湖放舟，也能畫餅充飢、自我調侃；能一往情深，亦能隨遇而安，如此方能在「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的人生中過得快樂，無所畏懼。嚮往幸福難道不是人類共情，不是我們的共同目標嗎？
蘇東坡曾對弟弟蘇轍說過：「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一句不經意的話──「人性皆善」，成了今天解碼東坡的第一把鑰匙。
世有善惡忠奸，怎麼會個個都是好人，一個壞人、惡人也沒有呢？在東坡看來，生活沒有什麼是不能原諒的。既原諒家人和朋友，也原諒一些政見不合的對頭，包括冰火死敵。有時候如果能逆向思維，你會覺得有些敵人比朋友還要珍貴。誠如佛家所言：敵與友都是來度你的。「因為懂得，所以慈悲。」這情狀頗似西方哲學家尼采說的：「凝視深淵過久，深淵將回以凝視。」
蘇軾二十六歲制科考試後步入政壇。一開始，他的政見就被王安石批駁，王安石的「新法」亦為蘇軾所反對。後來，一為變法新黨領袖，一為仁政守陳中堅。如此定位，註定兩人是政治上的宿敵。王安石多次上疏皇帝提議罷黜蘇軾，認為蘇是一匹「惡馬」，一定要「少俸祿，多鞭打」。蘇軾也多次反唇相譏，指出新法禍國害民。蘇軾的父親蘇洵更是以一篇〈辨奸論〉，斥責王安石為奸佞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