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剛專文:不做西方知識學舌鳥,重思主體找回人間價值

2024-08-17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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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真遭余光中扣紅帽子。(新新聞資料照)
陳映真開啓了一扇重新認識中國、重新認識台灣的窗。(新新聞資料照)

自從答應書約後,5年10年,15年20年過去了。其間,不是沒有下過決心一償文字債,例如2006年秋「紅衫軍」喧囂而始、戛然以終後不久,若有所失的我就曾打算定下心來閉門寫教科書,而的確也寫完了一篇5、6萬字的長文〈社會學思考〉,交代了我當時所以為的「社會學」,但這篇文章因為太長而且體例也與現在的集子不搭,就從現在這本集子裡割出,但它的一些比較核心的內容還是可以在〈社會學的用處、限制、濫用與未來〉那篇演講稿中見到。2006年的這個寫作,見證了我雖開始企圖出離美西方社會學,但終究不過還只是拿中國例子注西方概念罷了。但無論如何,總算是邁出了艱難一小步。寫完這篇沒多久,我又「旁騖」了,就是我方才說的──讀上了陳映真,以及魯迅。之後的光陰並沒有不似箭,倏忽抵於退休之年。在這些年間,當初約稿的黃編輯早已離職,不知江湖何處,接續他的編輯後來也換了好幾位。她們總是很客氣,逢年過節會發郵件問好順道詢問進度,後來進度也不問了,只問好。起初我有些羞愧,後來竟也習慣了。其實我很不想老欠著,但是寫作又嚴重落後。一度我曾致函提議取消約定、退預付款,並負擔利息,但對方顯然並不認為那是好點子,一笑置之,繼續對我勗之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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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左右,因為正開著「魯迅入門」一課,對魯迅的獨特雜文書寫頗有感動,於是對出版社提出了以「社會學隨筆集」取代教科書的構想:不循教科書的制式議題與組織,意之所至寫一些「社會學的」「隨筆」。「甲方」同意了。當年夏天,我就以「隨筆」的心情,盡量少掉書袋,環繞著我當時頗感興趣的現代性與「天」的問題開始寫,但沒想到寫得還是太長。隨著筆走那麼長,那不就是漂流筆了嗎?自己走一趟,才知道為何魯迅的雜文是絕唱,見首不見尾,但又言之有物,而又意義多層,且餘味無窮。現在,我為了這本書,將長文「精簡」為〈想像一種「有法有天」的人間秩序〉。那之後,我又故態復萌,把隨筆集的寫作又給收進抽屜,因為我又承接了一個難以拒絕而且更有挑戰性的任務──編兩本陳映真文集並做導言。因為工作量遠超出我的預期,直到2021年9月新冠尚在蔓延時,才把稿子交了。之後,我才又重新開始「隨筆」至今。

這期間,上課之餘擠時間寫,寫得還算順利,因為多年下來累積了不少課程講義、會議或講座的未完稿,雛形略備等待完善,例如〈哭笑不得的現代性〉、〈你不可在迪士尼樂園裡奔跑〉,以及〈歷史編寫與社會控制〉,就都是2005年應北京清華大學高研院之邀訪學時開的「文化研究」課程的講義略做改寫而成的;讀者應可從中看到我早期的「新左」痕跡吧。2005年的北京行,雖然當時惘然,但事後看來應是人生的一個節點,從長期面向西方的知識習性「轉向」中國。話說我之前如果有休假或開會,還都是往美國奔,而2000年之後我就再也沒去過美國了。可能是先有這個轉向,而後陳映真,以及魯迅,才對我展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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