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不得不承認社會學這個學門，至少以我在東海大學社會系這些年所親歷的，畢竟還曾有那麼一點點「自由度」，課可以任意開：「德意志意識形態」、「E.P. Thompson」、「威瑪時期」、「陳映真」、「魯迅」與「論語」……。「自由度」主要是因為學科年輕，學術範式與產品規格還沒有像經濟學那麼標準化，沒人有足夠的權威說：「你這不是社會學」。這本雜文散論或許就是一個現身說法；你可以說它這裡不行那裡很爛，但你還就是沒法說它「不是社會學」，因為你說不出什麼是社會學。但這樣的「自由度」確實也在新世紀快速流失中，而且在越是「精英」的地盤裡越是如此。我聽說，台灣有不少社會學界同仁，都是先英文發表於SSCI刊物上，行有餘力，則出以中文副本，好再變現一筆TSSCI。大陸的社會學的教學、研究、寫作與發表環境會好些嗎？我不清楚。
抵抗越來越逼仄的學術分科，與在思想學術上反思自我殖民並重新展開社會聯繫，對我而言，是同一回事。
這本集子所收錄的文章跨越20年。敏銳的讀者會看到作者的一個「變化」走向：從一種比較是西方新左翼的「普世的」、「批判的」、「現代性」立場，一腳深一腳淺地、不甚優雅甚至有些笨拙地，走向一種中國的與第三世界的歷史文明主體性立場。您若簡稱此一過程為「從洋左到土左」我也不反對，但需要一點澄清：這個「土左」立場，既不籠統否定「現代性」，也不採中西二元對立簡化姿態，而是以一個歷史的、實事求是的前提──不同文明必然是以不同的承繼與想像進入現代──為基點，朝向人類多元一體共進未來這一規範性前景。是在「多方共進」的作為過程中，所謂普世才可能浮現。用魯迅早年的話，這是一條「審己知人」、「取今復古，別立新宗」的路徑。今日回望，這不就是清末以來，在西方對「現代性」的壟斷解釋下，中國知識分子的那一始終敗而不潰、屢伏屢起，義理情感上與「弱小民族」或「第三世界」同在的20世紀中國革命大議程嗎？在章太炎、魯迅，乃至陳映真等人的思想世界中，其實都能看到這條隱晦而強野的線索。
在當今「中國崛起」的情境下，這個計劃反而更重要，因為所謂中國道路必然牽涉中國如何面對西方文明與知識霸權、如何定位自身與第三世界。這條道路既非從人失己，也非引人從己，更非獨斷而行，而是形成於與不得不共其命運的各種文明主體之間的對話交織。長期以來，西方以一種超然的傲慢的姿態宣稱它的價值是「普世價值」，其實經常是霸權竊「普世」之名的宰制飾語。美西方的「普世」從而只意味「我說了算」。歸根究底，世界不可能在相互理解與批評缺位之下產生真正的「普世性」。對中國崛起，我們在台灣的知識分子學者文化人，有責任也有幸運作為主人公一分子，要求思想與道德上的同步崛起，對人類擺脫以美國為首的深具種族與宗教底色的單極霸權及其幫閒的軍事脅迫、經濟榨取、文化宰制、身分歧視、以及自然耗竭，並對那以人類共同體為核心意象的「普世」進程，承擔起一份知識責任。承擔起中國人身分，因此不是大國崛起後的享樂主義，而是更大的責任承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