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認（重新認同以及重新認識）中國、如何有根關切社會發展、落地批判社會現實，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最大的挑戰。這樣一種挑戰，對1970年代的進步香港青年而言，曾濃縮為四字：「認中關社」（認同中國關心社會）。對1970年代末鄉土文學論戰時的陳映真，同一立場則展現為：「關切文學的民族歸屬性；關切文學的社會意義」。
如果說，重新認同並認識中國以及那遼闊的第三世界，是本書的一大嚮往，那麼，它的另一面，不待言，就是學術與政治上的反帝反殖。台灣的社會學學門（暫且不言其他學科）的出生，就與冷戰時期兩大陣營的對抗密切相關，無法不落下冷戰、反共，乃至反中的地緣政治胎記。根據「總統府網站」的張貼訊息，2000年陳水扁上任不久，接見美國「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代表時，就表揚該基金會曾「協助」「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等學術研究單位的設立」。因此，如果說台灣的社會學自成立以來就與帝國的地緣政治利益，以及它在台灣進行的（沒有總督府的）「新殖民」有密切關係，絕非無稽。不直面這一對美國糾纏依附到無意識程度的深度關係，那麼任何對「社會學本土化」的自我宣稱，都將嚴重缺乏歷史基礎，從而僅是一自戀空想。
長期以來，台灣的社會學界從不曾萌生過對這一學科的知識社會學或學術史的審視興趣，毋寧是可悲的，而本人當然是責任人之一。近十年來，這個集子的撰寫者，在陳映真的啟發下，越來越意識到人文社會學科的知識狀況與新舊殖民及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而將「反殖民」（或「去殖民」）置於思索的一關鍵位置。陳映真的晚期思想，尤其是展現於小說《忠孝公園》的，讓我越來越認識到「反殖民」不只是「反」，「去殖民」也不只是「去」，因為最終而言都無法不展開「主體的確立」這一正向努力，而後者又必然與「家園」、「家國」、「傳統」，甚至「迷信」密切相關；而西方現代性的核心困境之一就是各種家園的失落。如果沒有一種家園意識，那麼無論是以西方內部的「反現代性」來反西方現代性，或是超拔家園徒以「第三世界」反殖民……，最終都有可能落入某種虛無危機。難怪魯迅在《破惡聲論》裡說「偽士當去，迷信可存」。
因此，若要標定這本集子的核心關切，也不妨說它是朝向「主體社會學」的一個初步嘗試。主體（subject）或主體性（subjectivity），是一個來自西方、麻煩不算少的概念，常與唯心論與意志論互綁、後設二元對立世界觀，且有滑向唯我獨尊的右翼民族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的危險傾向……；這都是我們使用這個概念時所可能蹚到的「渾水」。但我們不應怕腳濕就不去海邊；過度潔癖的後果，於個體，是道德虛無主義的危機，於大群，則是民族自尊、文明自信的地基淘空。已經高高在上的帝國可以主體空白，但對第三世界、對所有被殖民、被剝奪主體性的群體，不談主體則是不可想像的。取消了主體概念，所有反帝反殖企圖尋找自身發展道路的思想，以及誠、愛、信念與希望這些人間價值，又將著床於何處？如果我們不打算將「嬰兒」跟著「渾水」一起潑掉，那就必須重思主體，重新審視自身的主體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