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寫了一些講義、手稿與會議發言大綱之外，也選了一些先前發表的文章，最後再加上我的一篇關於關於社會學的用處與害處的演講逐字稿，這樣，我終於在退休前編好集子交了稿。不久，出版社來函表示他們無法出版，而原因除了20年來整個出版市場變化巨大與不景氣之外，也是因為這個集子與他們對社會學的期待之間落差過大。他們的意思大概是：雖然我們不是對陳映真或左翼有什麼意見，但此書觀點明顯太偏，沒有平衡表述多方學派觀點。
我能理解。
台灣這邊不出就大陸出吧。我問過大陸的熟識出版編輯人，都是好朋友，但也都誠懇而委婉地表達了困難。原因不止一端，包括篇幅太長、市場考量等，但也都特別強調了「在兩岸目前的這個狀況下，要出這本集子啊……」。同樣，我能理解，但有點難過──對兩岸走成這樣。有一位朋友好心地建議我將「文學的」與「社會學的」分成兩本出。我感謝朋友們的建議，但我還是想以現在的形式出，因為它是，好或壞，我對「社會學」的看法的真實體現。
在非西方地區，或第三世界，社會學本就不得不與歷史、與某種文學書寫難分難解，因為共同關注的對象都是變革中的人與社會，而且它們都是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辯證中操作。這是我的看法，我並不欲望引人從己，但我希望留下記錄。於是，這就是讀者您所看到的現今這本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出版社」出版的集子。
多年以來，「台社」（《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是我在這個島嶼上唯一外延的知識連結。曾經，台社編委會同仁最顯目的知識特徵即是質疑學術分工並同時輕看學門認同；不少人都是各自學科的異數邊緣，例如于治中、卡維波、何春蕤、夏鑄九、陳光興、瞿宛文……。類似的交往模式也表現在我與對岸學者的關係上；與我文會者，率多文史哲乃至搞藝術的，至於社會學圈嘛，大概只有半個吧，呵呵。這也是有歷史的。
2005年我寫的一篇對龍應台女士的批評，以及2010年我對大陸一位學界朋友的支持，先後捲進了當年「新左」與「自由派」的鬥爭，接連造成了島嶼內外曾經朋友的「割席」效應。對這些效應，尤其是來自大陸社會學圈後來被視為屬於「公共知識分子」的朋友，我的反應頗遲鈍，常常很久之後才啊一聲悟過來。我或許應該更冰冷地相信學術與政治從未真正分離過，但因為總還看到有那麼二三子能做到盡量懸置立場只在乎論證，我就總還是在矛盾中。
收在這本集子裡的文章都有一共同「學術」特徵：抗拒那以「專業分工」之名將學術思想碎裂為互無關連的學科，進而在各學科內部進行「領域再分化」的趨勢。在這個無限分裂中，學術與整體現實越來越疏隔，更加著迷於研究問題的小巧、方法與方法論的削尖、西方理論或概念的依賴，以及──與「實證科學」標準的綁定。結果是：現而今，誰還在讀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著作呢？有，研究生與他們的老師。少數人在小小行話圈裡相濡以沫的趨勢越來越嚴重。但這似乎也不能完全責怪於學者，因為學者既是共謀者也是受害者；你不如此寫就沒法發表、沒法升等（評職稱）。學術評鑑體制正是隔絕學院與民眾、學術與歷史的高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