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友》前四期由伍聯德主編，之後交給著名的鴛蝴派作家周瘦鵑，周瘦鵑同時在編《紫羅蘭》，還忙著給別的報社寫連載，周瘦鵑說：「在下本來挑著幾副擔子。已挑得曲背佝腰，筋疲力盡了」。當初伍聯德禮聘周瘦鵑，以為周瘦鵑在出版界是老資格，在文壇是名牌，事實上卻未能從他身上得到預期的效益。他吸取教訓，知道「用人惟名」不一定是明智的，應該「用人惟才」，於是從第十三期起，伍聯德將主編重任交給二十二歲的梁得所。
梁得所是廣東連縣人，中學時代見過伍聯德，後來梁得所從齊魯大學醫科輟學，來到上海，伍聯德「頗覺其少年有為，因即延聘，共同襄理編務」。伍聯德曾表示《良友》的創刊宗旨：「希望我們《良友》現在所抱著的普及教育、發揚文化的目標保持到底。」學者馬媛媛認為梁得所在伍聯德籠統的「知識」傳播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了知識的範圍——「美的，藝術的」。在他看來，「美的」和「藝術的」觀念傳輸要比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啟蒙的要求更高，能更深刻地體現《良友》要追求的目標。伍聯德和梁得所一起在中國畫報史上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梁得所非常重視新聞性。他上任後，《良友》中新聞稿件比重提到40%左右，梁親自專訪了胡適、蔣夢麟、吳佩孚、張學良等人。一九二八年二月，經畫家司徒喬介紹，梁得所拜見魯迅，司徒喬曾畫《五個警察和一個○》，被魯迅買下，掛在臥室牆上。梁得所希望刊登魯迅照片，魯迅說：「這裏面都是些總司令之流的名人，而我又不是名人哩！」表示「近來我實在有點害怕」，並拿出一封信，說：「這是一個不認識的人，從杭州寄來的。信裡說什麼孤山一別……可是我實在從未到過孤山……若是《良友》又發表我的照片，我的敵人不免要說，咳！又是魯迅，而攻擊造謠的更多了。」但魯迅最終還是答應了梁得所，他的照片刊在當年《良友》第二十五期上。
對中國期刊有專門研究的張伯海就認為，《良友》畫報，以影像作品為主，對上海、中國以及世界做多角度、多層面的報導，成為豐富、活潑、有矩、有型的大眾性綜合畫報。因此，把它視為中國期刊進入視覺文化新時代完整意義上的、有代表性的「範本」，應是恰當的。《良友》作為畫報，在圖像的使用與創新上，積累了不少經驗。比如，它較為重視圖像來源，除了從經營性的圖像供應公司購買，或在行業間交換圖像資料，還十分重視培養自己的專職攝影記者，創作和積累屬於自己的第一手圖像資料；它對積存數以萬計的圖像資料有先進的儲存、分類和使用方法；它不止一次組織過「良友旅行團」等活動，攝取我國各地人文與名勝風景，提供源源不斷的圖像資源；尤其可貴的是，它敢以圖像記錄尖銳的時事，比如，一九三五年北平學生因反對日本侵略、反對投降而舉行的愛國運動，《良友》專版做了圖像記錄，其中遭軍警捆縛而正義凜然的學生形象，令讀者深為所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