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四個因素疊加，不少非洲國家，一個接一個地面臨債務償付危機，整個非洲的公共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攀升至二十年來的最高水準。目前，償還外債的平均成本佔政府收入的17%，為1999年以來最高。債務和利息支出擠佔了學校、診所和經濟成長所需基礎設施的開支。
比如，2020年末，非洲南部國家尚比亞無法償還國家欠下的巨額債務，宣佈破產。此後，該國通貨膨脹飆升到50%，失業率達到17年來最高水準，而該國貨幣瓦查（Kwacha）也在破產的7個月內縮水30%。前總統倫古也因為面對沉重外債無所作為而在2021年8月的選舉中敗選下台。
而當這些國家要求進行債務重組談判，而坐在談判桌對面的，往往是中國。倫敦智庫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報告顯示，從2000年到2020年，非洲整體外債增加了五倍多，達到6960億美元，其中12%是欠中國債權人的，即835.2億美元。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並不是非洲最大的債權國。華盛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中國非洲研究計劃」稱，在2020年，中國貸款佔撒哈拉以南非洲公共債務存量的17%。這一數字超過了所有其他雙邊官方債權人的總和，但低於世界銀行（19%）或商業債券持有人（30%）所佔的份額。上述計劃的研究人員在2020年的一篇論文中指出，在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列為「債務困擾」的22個國家中，中國僅佔其中七個國家公共債務的四分之一以上。
換言之，雖然中國對非洲外債權多過歐美，但主要是後者轉換了借債形式。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徐奇淵在一篇論文中表示，歐美等傳統債權國的雙邊債權規模之所以下降，相當程度上是因為這些國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債務融資的方式發生了轉變，從雙邊主權借貸模式更多轉向了為多邊機構放貸提供啟動資金的多邊模式，或由私人部門直接購買主權債券的市場模式。
「但是在國際輿論和各種多邊磋商機制中，發展中國家主權債務問題的壓力則主要集中在雙邊債權人身上，中國又是最重要的雙邊債權人，因此面臨最大的債務處置壓力。」徐奇淵表示。
即便如此，在如山的債務下，非洲多國難以為繼，債務談判成了近年來非洲國家躲不開的話題——但談判極為艱難，主要源自中國和西方債權人的分歧。
世界銀行行長大衛·馬爾帕斯（David Malpass）和美國財政部長耶倫（Janet Yellen）都批評，中國拒絕接受本金減記是主要問題。而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本金減記有可能意味著「國有資產流失」，對於很多官員來說，這是可能帶來難以洗刷的職業污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