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高歌》誕生後，迅速流傳大江南北，香港歌林公司以及南洋的唱片公司，先後為這首歌製作唱片，對抗戰救亡起到了非常大的歷史作用。毫不誇張地說，當時有相當一批歌唱家、詞作家、作曲家，思想左傾、同情中共，創作出的救亡文藝作品充滿了革命色彩。例如《犧牲已到最後關頭》的詞曲作者孟波、麥新，都是中共黨員。抗戰救亡歌曲在他們的演繹下，不僅有國族戰爭的呈現，更有左派的民族解放烙印。
國共戰爭後的滄桑
不過，《杯酒高歌》在歌詞上始終是歌頌全民、歌頌全體國軍，這與高度強調歌頌工農、歌頌人民軍隊的藝術宗旨並不相符。這種全民性過盛、階級性不足的救亡歌曲，在1949年後被逐步淡化。《杯酒高歌》雖然沒有明確被禁，但也漸漸在中國大陸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不過反而在台灣、香港和海外華社，《杯酒高歌》作為抗戰救亡的典範之作，繼續流行和風靡，也沒有因為詞作者是「紅色特工女郎」而在戒嚴時代被禁止，這的確是一個意外。
安娥和田漢結婚後，成為中共在文藝領域的革命模範夫妻。1949年中共建政後，安娥在官方劇院擔任創作員。他的丈夫田漢成為文化部高官，掌管戲劇界，漸漸捲入到1949後的政治漩渦中。田漢是非常忠貞的共產黨員，緊跟毛澤東路線，但同時也具有傳統士大夫的精神。他珍惜傳統中國戲劇，反對用國有化的方式去干預和管理傳統戲劇人員的創作與演出。同時，他也以自己的作品為民請命，反映1949後城鄉政治運動中的民間疾苦，人稱戲劇界的「田青天」。這種心態和作為顯然與新社會格格不入。毛澤東曾嚴厲批評田漢及其作品是「死人」，覺得田漢等藝術家只關注古代，而不歌頌社會主義。故此，毛澤東指責周揚、田漢掌管的文化部是「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封建死人部，文藝作品中永遠沒有工農」。
毛澤東在上海的親信柯慶施更是在1962年發起「大寫13年運動」，要求戲劇界好好歌頌一下1949以來的偉大成就。田漢的壓力與日俱增。此時的安娥，健康每況愈下。1964年7月，「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閉幕總結大會」在北京舉行。特務頭子康生忽然發難，指控田漢的作品《謝瑤環》是「大毒草」。自此，田漢開始靠邊站，後來被撤職、審查。1966年文革爆發後，田漢被關押進入秦城監獄，最後死在獄中，病逝時與劉少奇一樣，火化單上連真名都不能寫。田漢在文革中的悲劇不是起因，而是1950年代起一連串事件的結果。此時，他的妻子安娥無法經受打擊，中風在床，但也無法逃脫迫害和審查，最終在1976年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