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項西方世界所熟知的「一胎化政策」往往伴隨著恫嚇的宣傳，其中比較溫和的形式，就是類似「國家資源有限，就像如果只有一個餅，人愈多，每個人分到的餅就愈小，任由人口發展最後就是人吃人」等警語；但是政府從來不會告訴你更為複雜的實際情況，也就是在一個欣欣向榮的社會中，多十個人事實上可能會創造出一百多個餅。
經過多年的教育宣傳，多數人都接受政府關於人口控制方面的說法；同時，人們也非常畏懼由國家所操縱的暴力行徑，以至於在這段運動期間內遭到凌虐的人鮮少選擇反抗──他們獨自吞忍痛苦，甚至選擇結束性命，而政府對此似乎漠不關心。一九八○年代末期有個口號甚至說：「喝藥不奪瓶」、「上吊不奪繩」；到了一九九○年代末期，標語和口號變得更聳人聽聞：「喝藥給瓶，上吊給繩」、「寧可血流成河，不可多生一個」。政府的長期宣傳與殘暴的手段實際上造成大量的人口損失。
一胎化政策是空前人口災難
當局所用的墮胎方式是：針對懷孕前期、也就是一個月至三個月的婦女，不管其中差異，均強迫這些婦女違背自己的意願直接進行墮胎，完全忽略這些母親的身心健康，更不存在術後醫療這回事。懷孕三個月以上的孕婦，通常是直接注射毒藥至胎兒的頭部，之後再以催產針等藥物進行人工分娩。如果肚中胎兒六、七個月大，發生嬰兒生下來還活著的少數案例時，我聽說醫生或護士會直接扭斷嬰兒的脖子，或是丟到水中淹死。
這些無法形容的罪惡，都是經過黨的口頭同意才執行的，公然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和《刑法》。即便是《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其條文本身也呼籲落實關於如果避孕，「當事人有知情選擇的權利」。這些法律都指明，受害人能以「侵害公民個人權益、財產權以及其他合法權益和利益」的罪名，要求計劃生育官員擔起刑事責任。換言之，官員濫用權力去綁架夫妻，或是其中任何一人，傷害他們的身體、奪走他們的金錢與財產、抑或騷擾家庭成員，都是違法行為。
因為有太多人問我該怎麼應對，我便諮詢了幾名北京的律師朋友。他們一開始很難相信，竟然會發生如此無恥的罪行──城市居民通常不太瞭解農村發生的事──而且還是這麼大的規模。當我說想代表受害者提起訴訟時，其中一名律師朋友勸我先等一等。他說，第一、計劃生育的案件非常難做，第二、這些被計劃生育官員威脅恐嚇的案例雖然很多，但只有受害當事人願意起訴時，律師才能介入並提供幫助。
我們多次與新華社、南方周末等多個媒體聯繫，告知他們前來採訪報導在臨沂地區發生的暴行；但媒體對於政府這次新的強制行動默不作聲，也幫不上忙。顯然，媒體依然受制於中宣部一九九二年的規定──禁止報導有關於計劃生育運動的消息。我也只能憤慨不已，並盡全力把這迅速發展中的危機讓更多的人知道，希望有更多敢於挺身對抗當局、並主張自己權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