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琉球人常在日本社會受到排擠，八重山的台灣人更受歧視。1972這年八重山的台灣人面臨了兩次巨大變局：5月25日沖繩從美軍佔領回歸日本，9月29日台灣與日本斷交，在這個關鍵年代，台灣移民如何自處？何去何從？為了避免這些台灣來的「華僑」，會隨著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被迫以「匪區」為母國，當時的台灣政府鼓勵八重山移民入籍日本，玉木一家也成為「日本人」，王木永改名玉木真光，王玉花改玉木玉代。
《海的彼端》圍繞著王玉花，呈現一個移民的家族史，木永死後，玉花在他鄉外里獨自撫養七個子女長大。她講述這段異地謀生的艱苦生活，神情不亢不卑，十分淡定，「阮養母真無肚量，看咱真無（看不起我們）」，這些年的悲悽歲月，不堪回首，不過在她來說，以往生活上的種種不如意，早已煙消霧散，船過水無痕了。玉花不認識漢字，但能開口講日語，影片中可看到她講「沖繩腔」、「台灣腔」混雜的日本話，也有許多以台語跟台灣親戚交談的鏡頭，她講台語的口音是我熟悉的典型台灣底層婦女的語調。
《海的彼端》呈現台灣人的空間移動與歷史縱深，這些時空背景不是主軸，而是建構影像必須的要素。透過玉木這個家族的生活層面，顯現歷史、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時代環境，影片中沒有高潮迭起的情節，但敘述很流暢，一點也不會沉悶。除了剪輯戒嚴時期高官（魏道明、谷正綱）講些政治語言與戒嚴時期的口號，整部影片沒有強烈的意識型態與激越言詞，我感受到的是平淡卻又濃烈的美麗與哀愁。
在這部紀錄片中，我看到一位沒有受過學校教育，面對拂逆，衰而不怨的堅強女性。她憂心忡忡的是，第二代不講台語，第三代不會講台語，玉木家族與台灣親戚親情的連結隨著時空的流逝，愈來愈淡薄，感到很無奈。
看了《海的彼端》之後第一個直覺就是：拍攝紀錄片似乎只要找到好的題材、適合的素人「演出者」，任何具中人之姿的編導都可以拍出一部感人的紀錄片，但仔細思考，編導與劇組如何尋找題材、找到說故事的素人？如何讓角色講話？如何建立影像論述脈絡？正是劇組──尤其導演最重要的功課。
黃胤毓導演非常年輕，以他在日本讀書、拍片的經驗，啟用玉木家第三代，也是日本著名重金屬樂團貝斯手玉木慎吾串場當說書人，慎吾的爸爸還特別提供珍藏的家庭錄影帶，是導演能拍成這部片的關鍵。影片的開始慎吾就彰顯石垣島台灣人的身分認同：「我是來自石垣島的台灣混血」，再以旁白、歷史及家庭影像串起一個大時代。也因為慎吾流行樂手的時尚感，整部電影多了炫麗的顏色，能從石垣的泥土中看到當代氛圍，不至像鄉土劇或鄉野紀錄片。
《海的彼端》影片中最生動的場景，是玉木家第二、第三代暗中籌劃第一代八十八歲壽筵的情節。米壽當天，玉花坐在橢圓形桌面中空可以旋轉的座椅，桌面上擺滿了子孫奉獻的蛋糕與賀詞。不知這是琉球風俗，還是玉木家想出來的，或者，是編導獻策？不管如何，這個場景增加了影片強烈的視覺效果。
回顧日治時期的台灣人移居石垣島，大概就如台灣頭搬到台灣尾謀生，或下港人到頂港打拼，都是國內自由的遷徙，比較沒有流浪他鄉的落寞心情，與故土之間還有臍帶的連結。戰後隨著日本帝國的崩潰，琉球與台灣變成一邊一國。台灣移民後裔有無止境的心情轉折。玉木家族數十年的變遷，現在的台灣人可能理解，也可能難以體會。
雖然如此，從東海岸凝視八重山，洪荒留此山川，做「移」民世界，海的彼端不及太平洋彼岸的遙遠。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