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介紹的B同學就是最佳例子。B同學不是透過班級團體培養出自我主體性，而是透過志工團體奠定自我主體性，雖然他找到自我主體性，但因為是在同性質的團體中養成，缺乏接觸相異價值觀的學習機會，導致他出社會就業後，完全無法適應新環境。
教導層面的公眾機構功能，就是在彌補社會機構功能的缺失，營造與不同性質其他人士的交流機會。在同性質的學生群體中，教師是唯一的異質個體，也是學生群體中的優良媒介，透過教師這個媒介除了能提升教導品質，也能讓學生在學習接受相異價值觀的同時，確立適當的自我主體。
以學習為主體的形式已經取代了舊式的講義授課形式，而且這樣的趨勢正逐漸普及，這是一個好現象。可是，當擔任異質個體角色的教師存在感日益稀薄後，這樣的學習方式會出現極大的危機，因為同性質團體的內定協調式學習形式，會讓人產生錯誤的自我認知。
看了近年來蔚為風潮、以主動學習、問題導向學習為宗旨的課堂上，學生們積極尋找課題，努力提出成果，拚命提高成就感的樣子，讓我非常擔心。或許是這樣的成就感，讓學生培養出錯誤的自我價值觀。
其實許多學生認為那份成就感與自己的真正能力根本不相符。在實際的社會裡，一個人不可能如此輕易就提出成果。在以主動學習、問題導向學習為宗旨的課堂上，許多學生無法順利解決課題，會陷入苦思才是正常的現象。絕對不能再讓更多年輕人跟B同學一樣，建立起錯誤的價值觀，導致自己出社會後無法適應職場環境。
性質相異的第三者在哪裡？
不過，在現實生活裡，教師真能扮演好性質相異的第三者角色，成為學生們的優質媒介嗎？ 依照5－15 －40 －40法則，5％的優秀教授會積極介入學生之間，讓學生產生巨大的改變；接下來有15％教師也能期待創造出某種程度的成果。可是主流派還是堅持講義形式的授課方式吧？ 即使是研習班之類的小班制，願意介入學生之間、想要改變學生的教師畢竟也是少數。在指導學生撰寫畢業論文時，甚至還有教師為了讓學生順利畢業而幫忙代寫論文呢。
那麼，有沒有其他成員可以扮演性質相異第三者的角色呢？
有的，譬如外國留學生。現在約有十八萬名外國留學生在本國就學，若將範圍縮小在大學生和研究生範圍的話，人數約是十二萬名，雖然這個數字只占全國大學生的4％，然而他們的存在卻會對本國大學生帶來重大影響。
多數本國大學生不會跟外國留學生交流，不過部分積極派的學生，或是因為授課、校內活動、住宿關係不得不與外國留學生來往的學生，他們的環境適應力確實比較強。在與留學生的異文化接觸過程中，難免會覺得交流困難、相處模式差異甚大，需要花心思摸索彼此的行為，但也因為會經歷這些問題，而讓自己的價值觀有了變化，進而培養出新的能力與自信，對於畢業後的出路想法，也會有更高意願想到國外就業。
如果能留學，當然更能確實接觸到相異的價值觀，而且最好是到沒有本國人的地方留學。在周遭都沒有本國人，全部是跟自己想法相異的外國人的環境下生活，獲得的成果確實會更加豐富飽滿。
可是，能留學者畢竟有限，能跟外國留學生交流的人也有所限制。那麼，在學生身邊有沒有更親近的性質相異第三者呢？
當然有。只要跨出大學校園，到處都是性質相異的第三者。在街上工作的人、住在該地區的人，都是性質相異的第三者，現今大學生最需要的，就是擁有一個可以跟這些人士深入交流的公共時間與空間。
作者介紹│豊田義博
1983年東京大學理學部畢業後，進入瑞可利（Recruit）公司工作。曾任就業誌《Recruit Book》的總編輯，現在是《Recruit Works》的主要幹部研究員。主要著作有《求職菁英的迷惘》（筑摩新書）、《「上司」不要論》（東洋經濟新報社）、《一畢業就失業》（合著、東洋經濟新報社）等。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好的文化《世代崩壞很有事！年輕人更該證明「我可以」》（原標題：教師新定義：輔助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