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一個強權的誕生與崛起，牽涉了很多的層面。而如何在國際間搞好關係，讓自己能夠安心的成長？如何聯合其他的國家，與自己一起打擊共同敵人？如何找到機會、縫隙能夠瓦解、吞併他國？這需要縝密的心思、計畫才可能達成。這個世界很多心機，不是只有在「宮鬥劇」中才勾心鬥角，要活下去，得要算計。讓我們從歷史上來看看，曾經、或是現在的強權，是如何爬到那個高峰的。
以秦國為例，內部以「商鞅變法」為契機，匯集各種人才、完善了內部人力財力的動員機制，達成富強的目的。對外部形勢而言，秦國佔據了「關中」這個極為有利的地理位置，無後顧之憂，形成雄踞西隅、虎視相互爭斗、不斷衰弱的東方六國的形勢。強漢盛唐也是首先佔據了一面向東的西部「關中」，平定了各方紛爭的中原和南方濱海之地。由於歷史上王朝週期的不斷重覆，每一次王朝崩潰，中國政治格局就會出現一個「國際社會」，使得中國人不僅從自己的歷史中獲得豐富的崛起稱雄的外交經驗，還具有更高的統一的經驗，即征服、整合、統一地域文明的經驗，而這種經驗毫不遜色於大英帝國在全世界建立英聯邦的經驗。
秦代以後，中國已經從政治上、社會心理上整合為一個地域龐大、人口眾多的大國。之後兩千年多年，它的安全威脅主要來之北方遊牧民族。兩千多年裏，中原政權除了被強大的蒙古、滿清打敗征服外，多數時候在東亞一直處於比較安全的狀態，而漢唐明初曾以超強姿態雄踞亞洲，原因也是因為統一後的中國處在較為理想的地理位置，東、西、南三面皆無強勢大國，只需專心對付北方草原方向的威脅，並有足夠的南向戰略縱深。
在古典世界裏，中國的威脅來自北方。近代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安全威脅的方向發生了反向變化，因近代歐洲的崛起和在世界範圍的強勢擴張，中國國家安全威脅來之東、南海上的歐洲國家和鄰國日本勢力入侵，這一方向上的變化延續至今。
中國經過一百多年文明更新期的衰弱，經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目前中國初步進入舉世公認的重新崛起狀態，古老的國家呈現全面復興的氣象。但是，當代中國崛起受到比古代更嚴峻的地理空間逼仄的鉗制。
與美國相比較，美國地緣政治的優勢在於獨處美洲，周邊無威脅自己的大國，又有太平洋、大西洋兩道天然屏障，遠離十九、二十世紀紛爭迭起的世界中心——歐洲，因而它埋頭發展國力時動靜再大，也不會驚動遠在歐洲的諸強而遭刻意打壓。美國在世界邊緣的崛起進則問鼎世界霸權，退則足以自保。即使20世紀七十年代與前蘇聯爭鋒處於下風時，在印度支那受挫後，也能在外圍區域聯合西歐盟國和亞洲中國共同對付前蘇聯，扼守日本、韓國、關島一線，將衝突區域遠遠限制在本土之外。反觀中國身處強鄰之中，無此地理上的優勢。
當代中國十分類似德國崛起時強鄰貼身的地理條件。在法國大革命後動蕩的歐洲，普魯士國家作為中等國家小心翼翼、見風使舵周旋於英、法、俄三大國之間，隨著拿破侖的戰敗，法國急劇衰退，普魯士利用英、俄全球爭霸無暇顧及之際，發動普法戰爭再次重創法國，一舉躋身世界列強之林。正如芭芭拉·塔奇曼所言：當歐洲國家還沒有從爭斗中回過神來，「普魯士已從炮彈裏孵了出來」，變成了德意志第二帝國。
德國崛起充分利用了時間，卻無法擺脫地緣政治上天然的險惡因素，它處於法國、俄國兩面夾擊之中，而英國又在扮演歐洲大陸「離岸平衡手」的角色，隨時聯合歐洲大陸二流大國對企圖獨霸大陸者實施壓制。俾斯麥首相看到了這點，故而打敗法國後低調行事，聯合奧匈以鉗制俄國，成功阻止了法、俄結盟。同時又不發展海軍、不追求海外殖民地，避免刺激當時世界霸主英國。
威廉二世撤換首相俾斯麥後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其咄咄逼人的全球擴張戰略最終讓英、法、俄三國走到了一起，使德國陷於最不利的境況，並導致其在有因果關係的兩次世界大戰中連續戰敗。可以說希特勒德國的滅頂之災的種子是在威廉二世執政時期種下的。
當代中國在1949年共產黨執政後，面對美蘇兩大集團爭霸的局面，先是聯俄抗美、繼而聯美抗俄，在前蘇聯集團崩潰後，再次聯俄抗美，以弱勢大國的智慧周旋於兩強、縱橫捭闔達半個多世紀，在克服了接連不斷的內部動蕩後，經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終於形成整個中華民族復興崛起的強大趨勢，中國當今的崛起和19世紀德國崛起一樣，爭取到了時間，但卻受到地緣政治空間的鉗制，亦可謂強鄰貼身。美日同盟遏制在東，且有敵對未統一的台灣會加入其中，正在崛起、懷有復仇心理和領土爭議的印度待價而沽，隨時可呼應於西南，中國處於潛在的腹背受敵之中。
現代高科技大大壓縮了地理空間距離，美國雖與中國相距萬里，卻近在咫尺，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借助太平洋、印度洋上的海空基地隨時威脅中國的「海上生命線」和本土安全，美國的印度洋和太平洋戰略極有可能聯合日本、澳大利亞、韓國、菲律賓、越南等國，組成海上軍事同盟對付中國，這一趨勢正在加速形成，而北方已經衰弱的俄國未必樂見中國的崛起。無論在台灣統一或東海、南海傳統領海海域加強管控時，中國稍有動靜即遭周邊和美國的警覺和壓制。
目前種種跡象表明：姑且不論因貧富分化、官員腐敗嚴重帶來的諸多內耗在多大程度上會干擾中國的崛起，會像古代社會那樣導致血腥內戰？僅僅就外部地緣政治態勢而言，中國的崛起將是緩慢的、艱巨的、充滿風險的。
在中國崛起的台灣、南海、印太海上生命線等幾個戰略要點的控制上，哪怕合理的收復、管控拓展都不能高調激進，那種對無本土戰略保障的海外海空軍事基地的追求、將「國之重器」示於外人甚至潛在對手的《厲害了我的國》的大吹大擂，都有害而無利於國家復興。在敵意國家看來，中國的「一帶一路」與日本當年的「大東亞共榮圈」倡導無本質區別。
鑒於十九世紀末以來德國崛起的教訓，強鄰環視下，中國的崛起應是低調的、謹慎的、隱忍的，當以孔夫子那句名言：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自持，亦可重溫俾斯麥那句名言：「當我們沒有聽見上帝的腳步聲時，我們除了等待別無出路。」
而在羽毛未豐的任何時候，政治、軍事、經濟、外交上的高調、激進、強硬和冒進都很可能陷於危機而導致國家崛起的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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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秉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