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長榮罷工面對的是一家民營企業，而且是屬於強硬、日式治理的公司；從後見之明來看，工會幾乎是一步一步的掉入泥沼，資方則從一開始就算計清楚、底限明確。例如，禁搭便車條款、勞工董事等，是關乎長期公司經營面問題，寸步不讓；那些增加成本的條件也不可能答應，如果因此每年增加20億元支出，5年就是百億元，長榮高層說「我們是要永續經營公司」，其實也可解釋為必須考量長期成本增加問題。
雖然突襲罷工讓長榮一時大亂，但事後資方心中應竊喜，因為這是讓罷工未得到社會支持的主因；而長榮很快就宣布要公布7月全月取消班機，固然是讓旅客因應調整，但卻也是隱喻式的向工會「公告戰爭期」，及資方「不怕打」的姿態。
資方要擊潰工會，政治壓力才達成團協
工會則是從說出「什麼都可談」到投票決定新的6項訴求，再到要取回三寶者增加讓工會必須設法拖延，可說敗象已露；至於最後的「苦行」更是已難與資方抗衡，只能轉向對政府訴求的窘境。
長榮受罷工影響的運量，從罷工初期的剩4成，逐步攀升到後期的7成，甚至採最低派遣可拉到維持9成運量，加上取回三寶者增加，長榮已立不敗之地；而且，當時看起來資方是好整以暇、不急於達成團協，有意再拉長時間一舉擊潰工會、永絕後患。不過，在交通部祭出航權威脅、加上總統講話後，資方承受政治壓力下，終於簽團協，工會則藉此下台，結束罷工。
勞資都要面對罷工後遺症，政府該訂預告期
至於後續則是勞資兩方都要面對並解決「內部問題」─資方是要處理罷工帶來的內部管理問題，彌平內部員工可能的紛爭，如罷工結束後出現的那些情緒字眼，不能變成真實出現在公司營運、甚至出現在飛機值勤上。工會則除了面對資方求償官司的「騷擾」外，還要重建工會內部的團結─這點在罷工後期確實已出問題。
而政府方面，能檢討改進的當然不少；「即期罷工」對資方的威嚇當然更大，要求所有罷工都要預告期也不合理，但對影響社會、民生重大的公共服務業，確實有必要在法令中明訂預告期，一來各方有時間因應、降低社會成本，二來對罷工方的勞工而言亦未必不利─長榮罷工案已顯示突襲罷工引發民怨，造成社會支持度低，其實對罷工者而言反而不利，亦不應反對。
蔡政府不要只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對選舉有益的法案上，早點把公共服務業的罷工預告期入法為宜。至於部會首長在罷工中有的「脫線」行為─如該有調停者高度的勞動部長，非常「二百五」的跑去現場挺罷工者，還把罷工者的訴求說錯，就是鬧了一個大笑話，亦應檢討改進。其它「旁觀者」─不論勞方或資方，也該把長榮罷工當個案研究，因為對勞資兩方其實都有可學習借鏡之處。
揮霍社會支持力，對勞權、工運不利
不過，這次台灣少見的民營企業罷工案如此收場，對勞權、工運確實不利；各種社運、工運其實都需要有社會與政治支持力，而社會支持又比政治支持先行而重要。3年3次的航運罷工，已經把社會支持力揮霍殆盡，未來前景看淡難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