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的遺產之一無疑是，人要捍衛自主自立、要有評判身邊世界的能力。因此，不應當把精力投入推動國家給歷史事件平反。八九運動中，劉曉波曾批判中國的這一潮流。他質疑，為什麼國人對平反如此感恩？他說，把正義之人送入地獄是過高的特權，平反也是！
「六四事件」對劉曉波思想影響深遠
但是，劉曉波的思想和行為也是被1989年的民主運動所塑造的，他所有的行動都與這一震撼中國的歷史事件有關：「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劉曉波：2009年，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我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否對得起亡靈」（劉曉波2003年獲得民主教育基金傑出民主人士獎時在頒獎大會上的講話《用真話顛覆謊言制度》）。
六四屠殺以及事件揭示出的教訓是劉曉波政治行為的決定性因素。這讓劉曉波開始探索中國爭取民主的新出路。寫作生涯初期，劉曉波曾經批評過儒家文人的「使命感」，六四屠殺改變了他的世界觀。那一夜，普通人的犧牲讓劉曉波堅信，爭取民主不能與良知脫節。劉曉波寫道，正是因為以良知為立足點的大規模的參與才讓八九民運成為一場旨在改變中國的人民運動。
八九運動的參與者並不僅僅是知識分子和精英階層。劉曉波曾經寫道，八九民運之偉大，在於它揭示出沉默的多數人的勇氣、正義感和犧牲精神。
批判精英
那一歷史事件還讓劉曉波質疑精英在爭取民主中發揮的作用、堅持站在良知立場抗爭腐敗政權。他在《豬的哲學》當中寫道，「在中國，以無恥的方式向道義挑戰的勇氣，幾乎人人具有。但是，以道義的勇氣向無恥的現實挑戰的人，卻幾近滅絶。」
劉曉波還曾強烈批評過那些宣揚「消極自由」、認為八九運動中許多方面過於激進的「自由知識分子」。他在《中國民間反對派的貧困》中寫道，「當知名精英們不願在最恐怖的關鍵時刻為堅守道義良知而挺身而出、付出個人代價之時，民眾自然也就沒有義務對他們再寄予厚望和給予支援。」
對八九運動教訓的這些反思最終導致劉曉波強烈譴責所謂的「豬哲學」—把幸福定義為吃好、喝好、消費好—成為後極權政權最強大的盟友，在中國知識界引發廣泛探討。他毫無保留地譴責了那些在餐桌上批評、在公開場合贊同當局的人，他說，中共早就放棄了贏得民心民意的目標，有表面上的「犬儒態度」足矣。
「活在真實中」
劉曉波認為，「活在真實中」是抗爭強權的有效武器。但是，這並不僅僅是哲學信仰，對劉曉波來說，「活在真實中」也意味著組織請願、譴責當局破壞人權，不管是把異議人士投入監牢、還是農民工受到不公待遇。劉曉波能與各代反對派人士廉潔溝通，從李銳這樣的老黨員、包遵信這樣改革年代的知識分子、到1989年之後的活動人士余杰、劉荻（不鏽鋼老鼠）等 ，這讓他成為異議領域的中堅人物。也許，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中國政府為什麼一定要噤聲劉曉波。
劉霞與劉曉波：艱難的羅曼史劉曉波到死也沒有獲得自由，但是他的精神遺產我們可以這樣概括：活在真實中，做獨立自主的人，譴責遇到的不公正，不要恐懼。
他的遺產將繼續激勵那些不滿足認同「豬哲學」的人。他們會像劉曉波畢生一樣，與他所說的那種敵人意識抗爭：
「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堅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絶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劉曉波：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