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這些地區服務的律師，並不會因為「單一入會、全國執業」，就選擇離開自己長期努力耕耘的地區，所以仍然可以如同往常，繼續以法律專業服務在地民眾，不會影響「人民親近律師的權利」。相反的，降低律師跨區執業的障礙，等於擴大人民選擇律師的機會，反而更可以增進「人民親近律師的權利」。
退步言之，縱使造成因為律師人數過少的地方律師公會，不得不與鄰近的地方律師公會合併，但究竟有何實證可以證明，一旦這些地區的律師公會與鄰近的地方律師公會合併，就會導致律師「無法繼續留在當地服務」，甚至嚴重到會影響「人民親近律師權利」的程度？況且，由整合後具有適當規模的公會提供律師服務，反而更符合規模經濟。至於「法律扶助的案件、強制辯護須要立即指定、選仼辯護人的案件」，更與「單一入會、全國執業」無關，這些案件當然需要當地，甚至鄰近地區律師的就近支援，只要當地或鄰近區域仍有律師執業，人民即仍然可以享有這樣的權利，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最後，無論人民選擇非當地律師提供法律服務的理由為何，都是屬於人民受憲法保障之「契約自由」及「訴訟權」，豈能用「奢侈」二字來形容，就如同台北的案件如果被其他區域的律師承接，也是當事人行使契約自由和訴訟權的「選擇」，任何律師公會，都應該百分之百給予尊重，而不是用「奢侈」或「必須」這種極端的二分法，來形容當事人選擇「當地」或「非當地」律師的權利。
致詞的另一段話又說到：「律師到全國執業必然要再加上更多的旅途勞頓，排擠的是投注在當事人身上的時間」。其實，即使是「單一入會、全國執業」，也不會是每位律師都會選擇到全國各地執業。再者，隨著交通方式進步，台灣早已成為一日生活圈，高鐵通車至今已滿十年，每天平均超過15.3萬人次搭乘。高鐵通車後，高雄的律師就算在晚間9點在台北結束會議或開庭，都可以輕鬆搭乘高鐵回家，許多認真的律師在高鐵上仍然繼續閱讀和查找資料，並沒有因此犧牲對於案件品質的堅持。如果案件需要及時諮詢，無論是室內電話、手機、電子郵件、LINE或視訊，都可以讓即使是在南北兩端的律師與當事人立即討論，提供當事人必要的法律協助。
有人說，當「高雄氣爆」發生時，都是高雄當地律師負責處理，台北的律師幾乎沒有人下來協助。但是，當「八仙塵報」造成約500人輕重傷，10餘人死亡時，許多台北的律師道長幾乎是第一時間即組成義務律師團，提供受害人及家屬必要的法律扶助；當「太陽花學運」時，許多台北的律師道長也進入立法院中保護學生，之後也組成義務律師團給予必要的法律協助。律師就近支援有需求的當事人，本屬必然，如果連這個都可以成為反對理由，也難怪台北律師公會不惜退出全聯會了。
筆者在台北律師公會並未擔任任何理事或監事職務，也是台中、雲林、高雄律師公會的會員，只是單純以個人的律師身份提出觀點。「單一入會、全國執業」沒有不在意人民的期待、沒有損害當事人親近律師的權利、沒有影響法律扶助或強制辯護案件，更沒有所謂排擠投注在當事人身上的時間。
制度改革需要配套措施（例如如何建立合理收費標準、保障會員權益、提供在職訓練等），這些都可以詳細討論，但如果不先建立基本共識，而是用「獨孤求敗和少林寺掃地僧究竟武功誰高」的方式，各自想像和各說各話，恐怕再過一百年，還是無法真正聚焦及釐清問題所在。
＊作者為理律法律事務所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