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黎學文所説的那樣，數年前，到山東東師古村探訪陳光誠的各界人士（大都是中產階級）絡繹不絕，他們願意冒著被國保和國保僱用的流氓毆打的奉獻，向陳光誠表達支持；但是，幾年後的今天，公開支持劉曉波和劉霞的人士大大減少。首要的原因是官方對公民社會的打擊力度大大加強。胡錦濤時代，當局面對勃然興起的公民社會採取守勢，前去探訪陳光誠的人士儘管可能被便衣攔截甚至毆打，但一般都不會有牢獄之災；而習近平時代，對公民社會採取雷霆打壓、分化瓦解的策略，在很多審判維權人士的案件種，即便只是前往「圍觀」的人士，也會遭到逮捕，遭受到跟他們要聲援的人士同樣的下獄的命運。這種嚴厲的打壓，使得大多數人望而卻步。
中國的中產階級為何未成為民主化的支持者？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西方採取的對華政策，背後的觀念是中產階級興起、經濟發展必然帶來民主化的一整套政治學理論。這是柯林頓政府深信不疑的理論，故而柯林頓強力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他相信中國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一員之後，政治民主化也就會水到渠成。
這套理論相信，經濟現代化和政治民主化之間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繫，隨著社會現代化的展開，個人收入和教育水準得到提高，社會經濟流動加快，對自由的預期也大幅上升。所有這些特徵反過來會推動非民主化社會中的民主化進程，強化民主社會中的民主制度。因此，學者認為，「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身上普遍體現了這些特徵」，充當了「民主化運動的中流砥柱」。換言之，社會經濟的現代化催生了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反過來成為非民主社會中民主化進程的開路先鋒。
這一理論或許適用於臺灣——臺灣當年的黨外運動，離開中小企業主的經濟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而臺灣中小企業的迅猛發展，又爲經濟力量與政治反對運動的結合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在民主自由的普遍要求之外，這兩個群體又著共同的訴求：本土化乃至臺灣獨立，反對作為外來政權的國民黨的統治。這一明確而堅定的願景，爲臺灣結束國民黨一黨獨裁並走向民主時代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然而，在中國缺乏這樣的共識與願景。官方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雖已衰亡，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成為新的強心劑。中國的中產階級長期受到官方的洗腦教育和宣傳，大都是偽善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者，不願接受帝國邊緣地帶的獨立或高度自治的選項，寧願由共產黨來維持大中華的穩定和富強。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發展也讓中產階級分到一杯殘羹冷炙，這點殘羹冷炙讓他們心滿意足：如果在一線城市擁有兩套房產，這樣的中產階級的中上層就是千萬富翁，他們當然支持政府哄抬房價的經濟政策。
美國的《政治研究季刊》（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發表了學者陳捷的題為《中國的民主化和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民主態度》的論文，這篇文章以大量的抽樣問卷調查的數據爲支援，得出老如下的結論：中國城市的中產階級在何種程度上支持基本的民主價值和制度？一方面，和大部分下層階級的民眾一樣，大多數中產階級對與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個人權利很警醒。然而，另一方面，當這些權利「有可能會」破壞社會秩序時，大部分中產階級都不願意行使其政治權利；他們沒有意願對政府事務發表意見以及在發起政治變革中發揮作用；他們似乎只支持當前一黨主導和控制的選舉制度下的差額選舉。從比較視角來看，城市的中產階級在整體上對民主原則和制度的支持度不如下層階級。
陳捷的研究結果表明：儘管中產階級或許「希望有一個相互制衡的制度來有效地約束黨的權力」，以免自身的經濟和社會利益受損，但他們並不樂意支援和參與促進民主的政治變革。
未來自由中國的希望何在？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