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派相持不下，直到1788年美國憲法正式通過後，方由合眾國首任財長亞歷山大・漢彌爾頓主導推行公債重組方案並獲得國會支持，催生了美國史上第一間央行 – 第一合眾國銀行（1791-1811），但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並未完全化解。第一合眾國銀行在1811年特許執照到期後關門，復於1816年以第二合眾國銀行之姿重新開張，但在1832年成為Andrew Jackson總統競選連任時的黨爭焦點。在經歷這段史稱「銀行戰爭」（Bank War）的動盪之後，第二合眾國銀行被清算，給了各州銀行放鬆信貸與濫發貨幣的空間，也造成1837年金融危機與延續七年的經濟通縮。
南北戰爭後的美國經濟，是由東岸的金融財團與實業鉅子所主導的城鎮化與工業化所形塑。在此資本集中的過程中，代表小農場主利益的州與企業一直很難得到華爾街放款的充分支持。考慮到農業靠天吃飯的風險，將本求利的銀行家無法在農業放貸上特別體諒，情有可原，卻給了在經濟轉型中感受到「不公不義」的農業州有了利用議會民主爭權奪利的藉口。這個政經矛盾，上溯Andrew Jackson總統創辦民主黨的宗旨，歷經南北戰爭，催生了民粹運動，並在1893年經濟衰退與1907年金融危機後出現了總爆發。1913年成立的多中心化（decentralized）聯儲系統，就是矛盾衝突妥協的階段性成果。
聯儲是政治機關，受到特定時空背景的政治綱領、輿論風潮與經濟現實的影響，是因應危機的產物。聯儲系統各分行的選址與其共識決的治理結構，體現了政治妥協的特質。十二間聯儲分行 -- 紐約、波士頓、費城、芝加哥、克利夫蘭、里奇蒙、亞特蘭大、聖路易、明尼亞波里斯、堪薩斯市、達拉斯、舊金山 – 反映當時國會中議員及其所代表的選民利益與黨派博弈；民眾仍對1907金融危機心悸猶存，加上西南各州商界對由紐約銀行家設計的央行法案的不信任，種種政治考量，令聯儲理事會座落在華盛頓DC，而不設在紐約。儘管如此，因為聯儲紐約分行是聯儲會諸行長之首（The First Among Equals），又是常任理事，加上1913年聯儲局法案對理事會的中央領導權限留有曖昧空間，紐約華爾街的利益與影響力，仍然明顯。
1929年股市大崩盤後接著經濟大蕭條，聯儲系統因爲各聯儲分行受地方黨派利益與意識形態影響，與華府聯儲會在宏觀調控方針上無法協同一致，讓國會有了指責聯儲會治理大蕭條不力的藉口，也給了行政與立法推動1933年銀行法案（即所謂的Glass-Steagall Act）整改金融體系 -- 組建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建立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之間的防火牆、創設聯邦公開市場操作委員會（FOMC）「中央集權」的理據，卻讓財政部長得以向聯儲局理事會施壓，讓聯儲在二戰時期大量購買美國公債，讓公債殖利率固定在0.375%「共赴國難」。這類讓國會憂心的債務貨幣化（debt monetization）行徑，正是造成二戰前德國惡性通膨的禍首，若不防微杜漸，將讓行政架空憲法賦與國會的財務監督與預算審批權，使三權分立形同虛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