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全球金融海嘯十週年，恰逢主要經濟體中央銀行領導層換屆。各大央行堅持十年的超常規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已讓市場人士發出「大到不能倒」的警語，如今美國聯儲會七席理會懸缺四席，2018年中紐約聯儲分行行長又要退休，調和鼎鼐、萬邦關注的新任聯儲會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偏偏不是經濟學家，讓副主席人選成了各方人馬的競逐焦點。可以預期，資本市場波動將成為新常態，換屆後的各大央行領導將如何管理從零（負）利率走向正利率的經濟，以及持續應對區塊鏈金融與大數據物聯網等新科技對宏觀監理帶來的巨大挑戰，任務艱鉅。
縱觀人類金融史進程，央行是近代產物。在歐洲最早出現的幾間央行，例如瑞典央行與英國央行，原本是為了清理王債與戰債，保守甚至保皇的色彩很重，甚至可能與民間銀行（通常是由貴族富商經營）競爭，並未負擔太多監理職能。經歷二十世紀經濟大蕭條、兩次世界大戰與各類金融危機後，央行在宏觀調控與金融監理的職能逐漸吃重，才逐漸總結出三大主要任務：（一）貨幣穩定：維持一國貨幣購買力與匯率的穩定，基本上等於控制通貨脹脹；（二）金融穩定：確保金融體系不要出現過度槓桿導致恐慌擠兌、償付不能、與無序倒閉等系統性風險，以及在風險成就時承擔最後貸款人的責任；（三）充分就業：以適當的政策工具使一國的失業率不低於某個不會讓通脹失控升溫的適當水平，即所謂的NAIRU（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
這三大任務看起來經濟，其實非常政治，因為三大任務彼此衝突，而且牽涉到議會民主與資本主義的兩種理念與制度的根本矛盾：充分就業會推升通脹，過高通脹讓貨幣不穩，動盪貨幣影響投資，不利就業；通脹對貧富階級的影響不同，對窮人而言，通脹推升工資、攤薄債務，對富人而言，通脹侵蝕金融資產實質收益率，影響實業運營成本。貧富階級對通脹的不同偏好此一資本主義內在的經濟問題，透過議會民主制度轉變成政治問題；肩負金融治理的技術官僚，就成為「分配正義」政爭的颱風眼。
要理解處於全球金融資本主義肆虐、貧富差距兩極分化、社群網絡民粹橫行時代的央行，政治經濟學比貨幣銀行學更重要。美國央行 -- 聯邦儲備系統（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發展史 – 是很好的研究教範。
美國政治基因中先天含有對中央集權制度的懷疑，但在憲法中又設有各種精英防杜暴民專政的制衡機制。1783年獨立戰爭打完之後，清理鉅額戰債成為形同破產的合眾國政府必須迅速解決的問題。當時大陸會議中分裂成代表農場主利益的民主共和派（Democratic-Republicans）與代表商界利益的聯邦派（Federalists），前者主張用通貨膨脹讓社會分攤還不起的債務，後者援引英格蘭銀行的成功史，主張透過「證券化」政府的稅收定期還本付息，讓債務成為促進工商的金融通貨與社會財富與信用的載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