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語文，無論本國或外國語文，掌握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字彙」是至為關鍵的一件事。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派遣大量華工遠赴歐洲戰場支援英、法等國作戰，後世尊稱為「平民教育運動之父」的晏陽初（1890-1990）即在當時開啟終生志業，從複雜的中國文字中編選常用的1,000字，教授華工識字。1920年代，晏陽初在中國鄉村地區推廣平民教育，進一步選擇常用1,300字，編成四冊《平民千字課》。無獨有偶，分析哲學大師維根斯坦（1889-1951）在1920年代曾任教奧地利鄉村小學，為了幫助學生認識與描述日常生活世界，他特地編選《國民學校字典》，收入常用德文3,000字。此外，美國心理學大師桑代克（1874-1949）為了普及教育，在1910至1920年代編訂英文常用字彙表，從1,000字到4,000字，開啟了後世相關研究。
以上列舉的只是幾個較富盛名的例子，藉以說明「常用字」是學習語文的首要目標。此一目標，即使移轉到外文學習，依然適用。例如臺灣學生學習英語文，對於「常用字」的概念便不陌生。尤其從2001年推動「九年一貫課程」以來，小學階段學習300字，國中階段學習1,200字，似乎已成為奉行不渝的標準，藉以落實外文學習的普及、平等原則。至於高中、高職，原來的常用字彙上限分別是7,000字、4,500字，但在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時，2018年課審大會決議將普通型高中英語文字彙量下修為4,500字，綜合高中、高職則降為3,500字。
但我們不禁得追問，二十多年來，這樣的中小學英語文常用字彙量設定，合理嗎？在教育重大議題成百上千的此刻，為何要特別就此加以探討呢？
我們發現臺灣國中、國小英語文學習成就一直存在雙峰現象，而且還日益懸殊，顯然300字、1,200字的設定並未促成「普及、平等」原則的實現。對於都市地區，或家庭社經背景較佳的學生，其英語文學習早就超越官方「常用字彙」上限，至於偏鄉或家庭社經背景不佳的學生，甚至連26個字母都可能記不牢。於是，在國中、國小英語文課堂上，經常存在著兩批「客人」，恰好是位居雙峰的兩群學生，他們的英語文學習都無法受惠於官方堅持一體適用的「常用字彙」。
至於能力在中間段落的學生，「常用字彙」的設定往往導致畫地自限。結果一升上高中職，字彙量陡增，「背單字」成為痛苦的課業，學習困難倍增。
這就是2018年課審大會決議下修高中職字彙數的背景。不過，即便調降為4,500字，仍與國中的1,200字彙量有一段差距。許多關心英語文教育的人士不禁提問，為了解決國中、高中間字彙量的差距，略微調升國中字彙量，避免高中壓力太大，何以不曾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