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性侵犯、性騷擾的「#MeToo運動」終於在台灣風起雲湧，雖然較美國遲到將近七年，但仍然徹底震撼從政界、學界、媒體、社運、文化界到演藝圈的上層結構；與中國的彭帥vs.張高麗、弦子vs.朱軍事件相較，更突顯了台灣自由民主體制的可貴。觀察這場社會運動如何從涓涓細流到波瀾壯闊，有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吹哨者（whistleblower）。
六月十六日，堪稱當代歐美吹哨者「祖師爺」的艾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以九十二歲高齡辭世。他在一九七一年公之於世的四十七卷、七千頁《五角大廈文件》（Pentagon Papers）揭露美國政府如何在越戰議題上欺瞞民眾與國會，盲目擴大參戰規模；再次確立新聞媒體作為政府「看門狗」（監督者，watchdog）的職責；促使聯邦最高法院做出捍衛言論自由的判決；導致尼克森（Richard Nixon）政府惱羞成怒、走火入魔，最終釀成美國政治史上最大風暴——水門案醜聞（Watergate scandal）。
換言之，作為吹哨者，艾爾斯伯格除了是祖師爺、先行者，他的成就與影響更樹立了難以超越的標竿。
艾爾斯伯格一九三一年生於芝加哥一個猶太裔家庭，哈佛大學畢業後加入美軍陸戰隊，曾見證一九五六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Suez Crisis），退伍後回到母校攻讀經濟學博士，同時進入與軍方關係密切的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從一九六四年開始在五角大廈與國務院工作，曾經派駐越南兩年，接受戰火洗禮。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他都是華府軍事國安領域的菁英，民主黨政府與共和黨政府都對他信任有加。
然而他也和當時無數美國民眾一樣，對越戰泥淖（美國在一九五五年正式介入，一九六五年投入地面部隊）感到幻滅；質疑政府「越南赤化將引發亞洲赤化骨牌效應」的說詞；越來越認定美國打的是一場「贏不了的戰爭」，而且成了罪孽深重的「侵略者」；二戰之後美國外交政策的理想主義成分已經幾近消失。
艾爾斯伯格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身處政府機要，感受來自深度參與和近距離觀察，而且在批判與抗議之外還能夠有所作為。他在二〇〇二年出版的回憶錄《秘密》（Secrets）中寫道：「一整個世代的越戰局內人和我一樣幻滅，看不到希望，看不到盡頭。最遲到一九六八年時，他們也都和我一樣，期盼美國退出戰局。」
於是，艾爾斯伯格成為「潛伏」五角大廈的反戰人士，他很清楚自己該怎麼做才對得起理念與良知，更清楚這樣做的現實後果——失去事業，甚至失去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