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前政治犯」魏京生來說，這本來可以皆大歡喜，如果他誠實地面對，當眾承認確切無疑的DNA鑑定結果，宣布19歲的Charlotte是他和英文翻譯劉懷昭的女兒，認錯並致歉，這將是一個和解的結局——雖然大家還是會議論紛紛，但猜測和質疑應該是充滿善意的——因為魏京生是1979年西單民主牆的代表人物，在历史文獻《第五個現代化》中，他成為在共產中國第一個公開提出「民主化」的先行者，並因此被大獨裁者鄧小平点名送進監獄，勞改十八年後，被西方營救出國。他獲得過歐洲議會頒發的薩哈羅夫獎，也曾被多次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最近，美國國務卿彭佩奧在加州尼克松圖書館發表劃時代的「新冷戰演講」《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時，特地邀請了他和天安門一代學生領袖王丹，還在演講中，讓他倆站起來，向公眾作了專門介紹。彭佩奧稱魏京生為「中國民運之父」。
可在硬幣的另一面，是不久的將來，魏京生和劉懷昭，Charlotte的親生父母就要在美國對簿公堂了——請大家參考劉女士為本文提供的以下附件，事件的來龍去脈已清清楚楚，其中至為關鍵的，是2018年，在這位「中國民運之父」指定的一位中間人的簽字主持下，通過在華盛頓DC所做的DNA測試，證明了與Charlotte的父女關係。魏京生隨後也一度表示：「以後寫回憶錄的時候也只能說這是個驚喜，命該如此。」並慨然承諾支付女兒上大學的費用。
再說一遍，這本是一個令人釋懷的和解結局。劉女士僅靠自己英文翻譯的微薄收入，獨自將女兒撫養成人，她早就私下告知魏京生，卻行事低調，多年來從未公開張揚，為了不影響魏京生的正面國際形象，她甚至帶女兒離開美國，蝸居在香港幾平方米的租房內，母女只能睡監獄常見的那種雙層鐵架床，而上鋪還得騰出來放生活用品，母女倆擠在下舖——這一切無言的煎熬，源於她自認為，雖然魏京生「因一時衝動犯下不可原諒的錯誤」，但木已成舟，就不想給他們的女兒留下人生的陰影，孩子沒有過錯，孩子應該擁有美好的未來。
更重要的是，劉女士也尊重魏京生為自由、民主、人權而受難的歷史——劉女士屬於六四一代人，見證過天安門大屠殺，出於對獨裁政權的深惡痛絕，她經常幫助那些與魏京生有相似經歷的人們。也曾撰寫、翻譯過多本與人權相關的書籍，並獲得過業內最高的台灣梁實秋翻譯獎。去年，她受作家廖亦武的委託，無償將英文版《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序言（作者張彥，《紐約時報》記者，普利策獎得主）譯成中文，廣受讚譽。
非常遺憾，魏京生和劉懷昭，擁有共同的普世價值觀，並擁有共同的女兒，卻不得不走上法庭。原因在於魏先生自食其言，聲稱「很窮」，不願面對，不願支付女兒上大學的費用，這實在有悖人倫人性——迄今為止，劉女士從香港到美國，借住友人家，走法律程序已一年餘，在此期間，魏先生要麼不接法院傳票，要麼不接電話，還提出「區域管轄權」等等，想方設法躲閃、拖延，這種「以消耗逼退對方」，達到逃避責任的「戰術」，與魏先生的公眾形象完全南轅北轍。
魏先生似乎不明白，美國奉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天大的人物，出庭應訴這一關終究躲不過去。
眾所周知，魏京生流亡多年，已在美國定居並擁有財產，不在西方法定的貧困線以下，且他在西方政界有相當廣泛的人脈，還成立了專門的「魏京生基金會」——即使按照他自己說的「很窮」，窮到不如一個普通的底層父親，多年無錢可出；甚至在劉懷昭解釋「這是Charlotte的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求告於你」之後，依舊無錢可出，也應該親自約見處於弱勢的母女，把話說清楚，同時積極向社會和朋友籌措——這樣，既能取得身心遭受重創的Charlotte和劉懷昭諒解，也無損於自己的公眾形象。
女兒都快20歲了，卻走到起訴父親這一步，這是患抑鬱症的母親始料未及的。除開被謀殺在獄中的劉曉波，魏京生恐怕是中國最著名的異議分子了，可為何如此冷血？如此漠視天理人倫？普通父親能做到的，他為什麼做不到？難道自由、民主、人權只是一種大庭廣眾的社交行為，不是我們每個人應該有的日常生活？
對類似責問，魏京生大約不以為然，否則也走不到今天這一步。他在青海那種苦寒之地蹲過十八年大獄，身體自由了，心靈卻沒走出來。在絕大多數囚犯的經驗之談中，倚強凌弱才是每個人應該有的日常生活——政治犯在理念上反感這種「經驗之談」，可久而久之，卻不得不被環境所浸潤，所感染——不通過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所闡述的那種「深刻自省」，是不可能意識到自己患有難以治愈的「監獄病」，或稱「監獄後遺症」。
我在台灣出版的新書《18個囚徒和2個香港人的越獄》，前言就叫《監獄病》，我寫道：「一個囚徒，無論涉不涉及政治，經日積月累，監獄病均漸入膏肓。除非這人超凡入聖，被上帝所揀選。由於長久不做愛，性無能在監獄是普遍的，由此而滋生的性饑渴、謊言、暴力，卻從內分泌失衡的肉體內蔓延，逐漸轉化成極端壓抑或瞬間爆炸的失控的情緒。誰能看出你病了？你自己感覺你病了嗎......」
至少魏京生沒感覺自己病了，特別在他被英雄光環層層籠罩的時候。「自己是自己的醫生，」我繼續寫道：「當性饑渴和性無能在獄外逐漸平復，但在獄內被人迫害、被人遺忘、被人鄙視、被人嘲弄所導致的敏感、壓抑、多疑和暴力，卻滲透皮肉，幾乎成為我性格或血液的組成部分。我一再說「寫作是為了排毒」。獄內獄外，我記錄了幾百個故事，大多數故事主角都比我更愁，更苦，許多時候更多疑和無恥，更無可救藥——我在刺探和搾取他人的創痛，他人的慘敗，他人的監獄病——讓自己的監獄病減輕一點點，再減輕一點點，直到愛和憐憫油然而生。」
我希望這次訴訟是一個轉折點，也讓魏京生「愛和憐憫油然而生」——劉懷昭和Charlotte不是你的敵人，這麼多年，已經夠了！你不是上帝，有什麼權力置弱小於如此不堪的境地？該自省了！你有監獄病，沒有認錯的習慣，那就在你的親生女兒跟前，從頭開始培養——太多的異議分子就毀在這個「沒有認錯的習慣」上，他們活一輩子，就是為了證明自己一貫正確，跟自詡「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一樣。
你的人生價值就是反對共產黨。那麼「養成認錯的習慣」，也是反對共產黨的一部分。魏先生，給我們做個榜樣吧，如果說你當年為《第五個現代化》付出的代價是值得的，那麼《第六個現代化》——個人身心的民主化——也是值得你付出代價的——正如日本電影《人證》中的歌詞：
but we lost it，
no one could bring it back,
like the life you gave me.
我們已經失去，
沒有人能把它找回來，
就像你给我的生命。
＊作者為流亡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