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四，大法官尤伯祥質疑，總統不向立法院負責，「為什麼你們（立法院）能把『得聽取國情報告』解釋成總統有義務來報告？」這是尤伯祥的問題，不是立法院的問題，憲法增修條文明訂立法院「得」邀請總統國情報告，是立法院的權利，是不是總統的義務呢？ 憲法並無明文，但依照總統向人民宣誓忠誠，總統向人民負責，從而對代表人民意志的立法院表示尊重，願意視之為義務亦未嘗不可，就像賴清德總統選前的「政見承諾」，聲言「應邀到立法院國情報告是總統的義務」一般，當然，當選後毀諾是政客的常態，不必強求，這就是權力者的嘴臉。
就修立憲意旨而言，國民大會選舉總統，總統在國民大會做國是報告，是權力與責任的對應關係；國民大會廢除後，總統直選，所謂「總統對人民負責」，向代表民意的立法院國情報告，就是方法之一，別忘了，罷免彈劾總統的發動權也在立法院，就制衡關係而言，立法院當然也能監督總統─即使能量微薄。至於總統府秘書長潘孟安說，「立法院當然得聽取總統的國情報告，但不等於可以修法，要求總統去盡憲法裡沒有的義務。」簡直不知所云。
言詞辯論後，憲法法庭三個月內要做出判決（最長可再延兩個月），部份大法官和學者也質疑，立法院與總統府和其他兩院爭執「立法院職權，這有意義嗎？」大法官要總統府和立法院都冷靜一下，甚至問立法院能不能刪掉改革法案中的強制條文？的確，為了國會應有的職能爭執數月，沒什麼意義，但大法官可能沒有意識到，要求立法權為總統而退讓，甚至司法為行政權圍事壓縮立法權，本身就是反民主之舉，當然，大法官可能不做此想，因為威權時代的大法官就是如此，感慨的是，從威權到民主，司法始終為政治（權力者）服務，民主三十多年，國會職權還困在憲法法庭，而大法官的困惑，正是台灣陷入「反民主困境」最經典的註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