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航運的談判至為敏感，也具有指標性，因此吸引了大批媒體的採訪，在香港談判時, 國內各媒體派出40多位記者同行，寫出來的報導角度各有不同，有褒有貶。作為談判的代表，除了面對港方的出招、中共角色之外，還必須要保持跟媒體的溝通與良好的關係。
不為人知的是，5月23日趙世光由香港來台之後，我們先要約在國華高爾夫球場打球，並在球場的咖啡廳把談判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先逐一檢視，為第二天的會談先排除障礙。其中之一就是要排除他在第一次會議中所提出的「一個中國原則」。基本上中共當局將九七後的台港關係定位為「兩岸關係的特殊組成部分」，並依據中共副總理錢其琛在1995年6月提出的「中央人民政府關於處理九七後香港涉台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政策」，也就是所謂的「錢七條」，作為處理準則。根據「錢七條」，九七之後台港間的空中和海上運輸航線，將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按「地區特殊航線」管理兩地間的交通，依照雙向互惠原則進行。一旦大陸政府排除了一中的政治的前提，雙方就避開了「特區」對「特區」的政治型態，技術性的問題就比較好談判下去了。這對中國而言是一個很大、唯一一次的讓步。開會之前香港首席代表趙世光跟港府及北京方面的溝通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內定出任特首的董建華也發揮了他的影響力，因為他不想在上任的第一天就出現台港斷航的情況。
當年台港航運所談的協議到今天仍然適用。這也是海基會與海協會之間近30年來唯一達成的一項共識。
四. 海基會辜振甫董事長參加香港主權移交大典
我到海基會第二個重要工作是處理海基會辜振甫董事長參加香港主權移交的事宜。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指的是經過中國與英國13年的談判之後，英國勉強同意將香港的主權歸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性事件。這一事件的發生標誌著香港結束了長達156年的英國殖民統治，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其重要性體現在多個方面：
1.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轉變。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香港九七後享有高度自治，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
2.國際關係的影響。香港移交對國際社會產生廣泛的影響，尤其是在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方面，它展示了中國政府和平解決殖民問題的能力，同時也讓國際社會見證了「一國兩制」在實踐中的具體情況。香港成為中國對外接觸、投資的重點，接觸的窗口 。
3.民族認同。主權移交對香港居民的身分認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隨著時間推移，香港人對自身身分的認知經歷的複雜的變化，從殖民地時期的香港人、甚至英國人，到中國大陸的中華兒女認同，這一過程對香港社會和文化產生的深刻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