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後期的「兩個中國」】
1966年爆發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讓中國基督教活動停擺，但在文革後期中國與美國有所接觸之際，中梵關係也出現了一點轉機——1970年7月10日，中共當局提前釋放並驅逐華理柱主教。《紐約時報》曾形容，華理柱獲釋被視為促成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Nixon）1972年2月訪華的重要信號。
1970年12月4日，保祿六世旋風式訪問香港三個小時，在政府大球場（今香港大球場）講道時說：「教會的使命就是愛。在講這一句簡單而崇高的話時，我們幾乎感受到，所有中國人民，無分遠近，全都環繞在我們四周。」
「為中國，耶穌基督也是老師、牧人、充滿愛心的救贖者。教會不能不提出『愛』這個好字，愛是永存不息的。」
在此之後，梵蒂岡對台灣本已提升了的外交等級又變相下調。台灣新北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者陳方中教授形容保祿六世「隱而未顯」地奉行著「兩個中國」政策——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互不影響。
【鄧小平「改革開放」以後】
文革過後，中共中央實際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於1979年實行，中國《刑法》同年頒布實施，寫入了禁止妨害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條文。之後再有中共中央1982年第19號文件頒布，宗教活動從中共建政以來的各種運動中恢復。
在此之前，鄧小平於1981年12月12日會見義大利訪華政客時說：「梵蒂岡與台灣的關係問題……承認『一個中國』，我們同梵蒂岡的關係就可以建立。」
1989年「六四」事件後，中國總理李鵬提出：「要十分警惕和堅決抵制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對我進行滲透。」1996年12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發表《致在中國的教會》牧函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儘管放心。一個基督信徒能在任何政權下度他的信仰生活。他所要求的，不過是依照自己良心和信仰而生活的權利，受到尊重……不要怕天主，也不要怕他的教會。」
1999年2月11日，梵蒂岡國務卿索達諾樞機（Card Angelo Sodano）在會見記者時說：「我們在台北的大使館就是在中國的大使館，如果北京同意的話，我們馬上可以把它移到北京去，不要說明天，就算今天也可以。」這曾引起一陣騷動，但北京與梵蒂岡並未走到建交一步。
2000年10月1日，若望保祿二世給歷史上87名中國教徒和33名赴華傳教士冊封為聖人，北京譴責此為梵蒂岡「對中國人民的公然挑釁……對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和壓迫的愛國行動的極大侮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