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美方已決定以立法來規範與台灣的關係，所以，國會如何立法也成了我方極為關注並且多方努力設法要美國國會議員儘可能朝對我方有利的方面去充實法案的內容。因而，楊西崑次長及原駐美大使館的相關人員也在國會方面去努力，我也一起參與此一方面的活動。記得那時國內學術界與工商界一些與美國國會議員有交情的朋友，也都到華府參與遊說的工作。當時在美國賓州州立大學（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政治系任教在美國有相當名氣的張旭成教授也曾應邀在參議院有關訂定規範台美關係法律的聽證會上作證，我曾到場旁聽，被國內電視拍到了，因此國內有不少人經瞭解後才知道原來我也到美國參與談判的事宜。其實，那時要我參與和美國的談判，象徵的意義很大，也就是要國人瞭解原來也有一位土生土長的台籍青年到了美國進入國務院和美國政府的代表談判必然影響到台灣和台灣人民未來的台灣與美國的新關係。很可惜，那時相關部門沒有好好向國人宣傳說明。倒是，我還在美國期間，國民黨中央海工會跟我聯繫要我離美前向在美國的留學生、學人和僑胞現身說法說明台美談判的經過和結果，以安定人心。所以，在1979年2月底，我離美返台前，我曾先後到紐約、舊金山（也到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西雅圖及洛杉磯和當地的學人、留學生及僑胞座談，向他們報告台美關係談判的經過、內容和雙方所達成的重要結論，非常受參加者的重視與歡迎，每一場都爆滿，而且提問相當踴躍熱烈，可見那時大家對台美未來關係之可能改變，非常關心在意。這幾場座談傳到國內，也獲得很好的迴響。
我們與美方在國務院的會談，前後有十多次，我因談判快一半才到，所以，並沒有每次都參與；到了2月中旬，我因覺得雙方已談得差不多，乃向蔣彥士部長表示希望能返台，但蔣部長回電說蔣經國總統希望我多留一段期間，因而我在1979年二月下旬始回國。
台美華府的談判重點與結論
前面提到，在華府我們與美國談判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認為雙方未來應屬於官方關係與來往，即我們在台灣所強調的Governmentality （政府對政府），或美國人喜歡用的Officiality（官方性質）。這一點，開始時雙方都很堅持：美國方面立場頗堅定，他們表示他們和中共談判建交時就承諾今後與台灣將無任何官方往來，所有的美國政府機構和人員都將全部從台灣撤出，他們（指美國）不能破壞對中國大陸的承諾；言下之意，那時的卡特政府對於和中國大陸關係正常化非常之重視也希望正常化後他們雙方的關係能快速發展，不想因與台灣的糾葛而受到影響。但我方表示，未來台灣與美國之來往實際的對象還是美國政府、美國官方，而不是任何一個純民間的團體或機構，美方與台灣的任何來往，美國政府也必然會主導、介入、左右，怎能說沒有官方關係呢？談來談去，最後得出一個解決辦法，即各說各話，也就是我們政府可以對國人說台美關係具有政府對政府的官方性質，美方對此不加反駁；反之，如美方在美國表示美國與台灣的關係已非官方性質，我方也不辯正。記得當時在台北還曾流傳一個關於我們與美國就雙方未來關係性質之爭的笑話；那時我們政府堅持我們與美國斷交後的關係應是政府對政府，即英文的government to government，而美方則堅持未來雙方的關係應是民間性質的人民對人民的關係，也就是英文的 people to people；因此這個笑話就說，我們和美國之爭是「肛門對肛門」（為 government to government的諧音 ）和「屁股對屁股」（為people to people的諧音）之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