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嘉南大圳在1930年完工啟用,日月潭水利工程則四年後的1934年竣工啟用,受益於多項水利工程完工的幫助,再加上1929年符合日本人口味的蓬萊米(臺中65號)培育成功,讓嘉南平原一舉成為全臺灣最大的米倉。根據總督府留下的資料:從1900~1944年左右:臺灣地區種植水稻地面積由325,653公頃,增加到600,688公頃;水稻產業則由每公頃943公斤(指脫殼後的糙米或白米的重量,全臺總產量為307,147公噸),增加到1,778公斤,但在日據時期臺灣70%農家是半自耕農與佃農。(註二十七)就如同前面提到的,因為地租的增加與戰備需求,使得這些增產的稻米基本上都輸往日本內地去了(註二十八)。而辛苦種稻的臺灣農民,絕大多數都只有照顧水稻、收割水稻的份,但卻可能連一口白米飯都吃不到、吃不起,最後就只能以番薯來果腹,因此,臺灣番薯(甘藷)的消費量逆勢成長了38%,根據1922年的一項記錄,臺灣各地農家完全以米爲主食者只有臺北、臺東及花蓮超過25%;新竹及臺中的農家約有2/3係以米爲主食而摻番薯者;臺南及高雄的農家3/5以上係以番薯爲主食而摻米者。(參見下表2)這就是臺灣俗諺謂「日本人吃米,臺灣人吃番薯簽」的由來(註二十九)。周憲文教授在他所寫的《臺灣經濟史》一書中就直言──「臺灣農民是為日本人而辛苦」──當年臺灣農民絕非「有餘輸出」,而是「饑饉輸出」。說的明白些,他們一方面以其辛苦所得的高品質蓬萊米供給日本人消費,同時自己以番薯(甘藷)果腹,並由海外輸入品質較差便宜的米糧(參見下表3)以資補充。(註三十)
結語~被「皇民史觀」刻意隱藏的歷史真相
對八田與一有長期且深入研究的郭譽孚先生在他寫的《八田與一的真相整理》一文中,有一段文字是這麼寫的──「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我們這位『政治權威』兼『農經權威』,力捧八田與嘉南大圳,他是如此地欣賞著:『他規畫建造了16,000公里長的灌溉水路並設置各種導流與制水設置,由水利技師中島力男傾斜精心設計的三萬分之一角度水路,三年才大功告成,總水道長度可以繞地球半周』、『思及嘉南大圳,遠超過象徵日本戰後近代農業用水事業的愛知用水達十倍之多,不禁讓人點頭稱是。』
史實是什麼?
史實是我們的權威竟不知真正關鍵,並不在其大,在其水道長度,作為一紙上作業,可以慢慢計算,慢慢畫,但是問題是地質之自然條件;一是地震問題,一是土質問題,前者,我們都知道,日、臺都是地震帶,紙上作業16,000公里,只要小心,畫完很高興,可以交卷,而且可以欺騙將來的李登輝之類的官僚與學術權威,真是何其得意?!但是,每年地震頻繁的地震帶,日本學術界當然深知,所謂『三萬分之一角度水路』──嘉南一帶水中含沙量大,再加上這裡是南臺灣的地震帶,如果灌溉水道的坡度/角度設計過於平緩(過小)再加上水中含泥沙量高,就很容易讓泥沙沉澱在水道當中,而微小的地形變動也很容易造成損壞,這代表很容易造成水道而供水不足,若要維持水道的暢通,就要耗費大批人力來清淤,也就是說──由中島力男的水路設計是不適合嘉南當地地形與環境──真正的問題是,如何讓民間來維持這『三萬分之一角度』啊?八田與一敢於逼迫『真正日本人』在他們的地震帶去無償勞動地維持那『三萬分之一角度』所形成『水之網』麼──這真是八田與一苛毒的設計──它使我們臺灣農民不能不努力維護,而當時絕對不是臺灣總督府負責維護,依當時法律規定,全是我農民必須不顧一切,無論寒暑地傾力完成的工作,否則就只能以糧食出售換取現金,作為罰款…而這就是殖民體制下的臺灣產業明顯進步,但是我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在日據50年間,最高的平均死亡年齡竟然在1908年之時,還能得27.2歲,到稻米生產的高峰1938年,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竟只有23.2歲的真正理由!」(註三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