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實際案例變化，發展理論修正不斷
至於他們提出國家（經濟）成功的解方，是否就是「恆久不變」的答案，可以再看看。經濟與社會的理論、詮釋、解讀，時常會出現在某個時期看似正確無誤的理論、答案，在一段時間後被推翻或必須修正，原因往往是出現舊理論解釋不了的案例，要嘛舊理論修正調整、要嘛舊理論下台被新理論取代。
例如，早期韋伯提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把資本主義從西方開始誕生、發展，歸因（部份）於新教倫理精神的影響，當時，東亞的儒教被認為「有礙甚至有害」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韋伯觀點）。待東亞國家經濟成長變成發展典範後，這個「儒教有害」理論就破產、再沒人說了，反倒認為儒教精神有利資本主義發展。
而發展理論中、曾經被許多開發中國家接受、信服的「世界體系」、「中心邊陲」理論，在東亞經濟體（從日本到四小龍）成功發展、拉美則陷入「成長陷阱」後，算是完全被揚棄了。現在再看華勒斯坦那套厚重數卷的《近代世界體系》，除了「發思古之幽情」外，別無意義，縱然論述厚實卻已無法解釋落後國家的發展問題，更不可能提供答案與出路。
40年前「日本第一」的年代，日本的政府主導產業政策、財團內交叉持股、銀行政策貸款、企業終生雇用制、豐田生產模式……，全球努力研究、似乎都成為可供全球學習借鏡的成功模式，倒在「失落N年」的落魄後，大家繼續研究，但主題變成日本經濟為何會掉到今日境況？
歐美揚棄，新自由主義不再是顯學
美英在雷根、柴契爾夫人上台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成為顯學，以華盛頓共識之名「行銷全球」，儼然是國家追求經濟發展的標準答案。但幾次金融風暴（包括歐美自家起火的金融海嘯）、加上中國崛起，講究國家與政府主導、控制的「北京共識」抬頭。到這幾年連美歐都大搞產業政策、政府補貼、高關稅保護主義後，雖然北京共識靠譜不靠譜尚待驗證，但曾被視為發展真理、道路的華盛頓共識已宣告死亡。
因此，艾塞默魯等人對社會制度對於經濟繁榮的影響、對國家富庶或貧窮解讀的對錯，是否禁得起考驗仍有待時日驗證，不過，單以其「廣納式政治制度」優於「榨取式政治制度」的最基本的理論，錯誤的機率極低，幾乎是「放諸四海而皆準」又禁得起時間考驗。
這有點類似：「有制度且制度穩定的經濟體，經濟發展會優於缺乏制度的國家好」這個命題，幾乎肯定錯不了一樣。但落實到現實世界的評估，則往往更複雜、或甚至更難定義。
中國是榨取制度仍快速成長
例如，他們是把中國定位在「榨取制度」，對中國的快速成長，認為「仍是榨取制度和政府控制下的成長」，「尚未出現朝向廣納式政治制度轉型的跡象」。美國則當然無疑是廣納式制度的代表。現在中美正在進行可能要延續十多年、甚或數十年的競爭，如果最後中國勝出超越美國（標準可以用經濟規模、科技水準、軍事力量、或全球影響力等衡量），這個理論是否就有必要修正調整？還是要把中國解讀為「過度到廣納制度」了？
